驾考难，如何不是源于权利的“怠慢”？

    驾考难，如何不是源于权利的“怠慢”？

　　截至去年末，我国机动车驾驶人已突破3亿人，而大大小小的驾校是驾驶人通过驾考取得驾照的主要渠道。不过，一面是驾校收费近年持续上涨，部分城市2015年的学车价格突破1万元；另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“驾考腐败”，考官违规收受的“驾考红包”甚至达到千万元之巨。

　　先抛开驾考腐败不说。考驾照难，早就是民愤极大的旧事。以广州为例，目前全市待考人数已达到49万。尽管考生积压是因有新交规从严、考试通过率过低的原因，但是由于交警部门只认准驾校培训这唯一的渠道，就使得驾校在教与学的关系中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。学费收得高还是小事，关键是驾校随便找个理由都能让考生等上半年考不成试。

　　有报道称，针对“考驾照时，遇到过哪些问题”的调查，有近九成被调查者表示考试时要送红包、香烟。其中有八成人认为“这是潜规则，不给不踏实”。去年，曾有广州一名律师眼见三年考试期限将至而拿证无望,一纸诉状将驾校告上法庭。律师称驾校怠于约考，疏于培训，要求赔偿驾考培训费近七千元。

　　这位律师显然是不谙世事，当初没有按“潜规则”行事，现在控告驾校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。出现这些问题，根本原因还是驾考市场没有放开，驾校在权力部门的授权下垄断了培训和约考。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认为：“怠于约考”，一是驾校借“怠”寻租，多交费用才“不怠”；二是由于各种考场场地的限制，驾考的机会本来就紧张，驾校的“怠”，有时候也是多次争取而无果所致。可见，“怠于约考”源于垄断。所以学员起诉，应该提出开放驾考市场的诉求。

　　说回驾考腐败。报道说，一些地方考官违规收受的“驾考红包”达到千万元之巨。以近日宣判的广东湛江驾考腐败“窝案”为例，湛江市车管所的39名驾考考官收受驾考考试人员红包，被查后合计上缴2100多万元。他们每科考试都有公开的“红包行情”：桩考100元、路考300元等，个别考官上缴的红包达百万元之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考官收红包是以驾校为“中介”的，先由驾校明里暗里示意考生给好处费，再由教练把好处费送到考官手里。这种权力变现的暗箱操作，只是湛江一地的孤例吗？

　　驾考腐败的土壤，就是日益提高的考证需求和驾考垄断之间的矛盾。公安部已经明确取消了驾考的“非驾校不得约考”的规定，但实际情况又怎样？在广州，2013年交委搞了个《广州市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性教练场管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征求意见稿，其中规定，严禁非签约驾培机构的学员入场训练；交警方面虽然开通了网上自主约考的通道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没有经过驾校培训的学员根本就报不上名。你看，这权力的“二人转”唱的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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