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“驾考难”究竟“难”在哪？

    广州“驾考难”究竟“难”在哪？

　　自2013年元旦广州新驾考实行以来，驾考科目三通过率已提高到45%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科目三全面施行电子化考试的首日，全市通过率仅为12.62%，甚至有驾校通过率为零。对此，人们的争议不断。纵观舆论，认为“太严”的不满情绪已成为主流。当然也有一些声音为这种严苛叫好，认为驾驶员培训本应“宁严勿纵”。现行新驾考真的是太难、太严以至于过度超前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了吗？“驾考难”究竟“难”在哪？这其中又交织着何种复杂的社会情绪、投射出政务服务领域的哪些病征？

　　要回答这一问题，有必要“跳出庐山看庐山”，放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理念的显著变迁、公民意识的日益强化的宽广语境下加以观察和求解。

　　从一般化的情理上说，驾驶员培训、考试当然越严越好。毕竟放一个不合格的驾驶员上路，就好比让一件潜在的凶器公然而行，对于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能取得共识。事实上，此前所谓“最严交规”的出台，也获得了包括广大驾驶员的认同。

　　再进一步仔细辨析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今天人们之所以对广州新驾考有怨气和微词，正是昨日一些地方、某些公共部门长期越俎代庖、暗度陈仓在公众心中留下的阴影的延伸与反刍。具体到驾驶人管理这个特定领域，其实真正让公众觉得“难”的，并非真的是驾考本身，而是其衍生环节中不合时宜的驾考管治思维与手段。除此之外，人们不满的还有：不合理的驾考积压人数、不同地区驾驶人权利的失衡、灰色路桥年票的长期坚挺……

　　按照中国社会目前的发展逻辑，社会治理应逐步走向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，公权力如何遏制自己的“父爱主义”早已成为一个宏大的时代命题。在社会治理领域，行政何为？“看得见的手”原本就该将精力更多投放于事关公共利益的游戏规则制定、监管与惩戒，多一些公仆意识、服务者的自我定位，而不是对一些无关宏旨的收费环节甘之如饴。去年8月，广州新驾考科目二通过率创下历史新低，交警部门随即采取了一些“帮扶”措施，其中包括组织驾校教练到新考场参观、体验，让驾校尽快熟悉考试流程等。这当属政务服务的某种归位。

　　说千道万，以驾考为例的政务服务，难的本应该是“考试”本身；而考试之外的所有公共治理环节，则应更为简化、更为扼要一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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